但是检察改革欲深入推进，取得整体性的效应，非仰赖权力机关不可，也只有人大才有权力与权威推进宪法层面的检察改革。
例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条），而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假定国家权力的全部权能都在国家机关及其官员手中而公民没有保留其中的任何部分，那么试想人民手里岂不是空空如也、哪有属于他们的权力呢？又如，我国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三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10〕但是，上述两种形式上不一致甚至对立的趋势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根据国家权力分解定律，答案应当是，国家权力行使权不同主体间既相互协调、合作，又彼此约束和平衡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某一个机关集权的趋势只是阶段性趋势，是一般历史趋势阶段性波动的表现。
在全国性政府集权与区域政府分权、自治这两种并存的趋势中，哪一种是基本的即代表着国家权力行使权纵向配置的总方向的趋势呢？根据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全国性政府不断提高集权程度不可能是基本趋势，区域性政府分权、自治，国家权力行使权重心不断自上而下降低才是基本趋势。〔9〕列宁这么说， 并不是主张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机关的规模和人员可以无限制地扩大，而是主张通过国家权力行使权配置的社会化来达成其历史使命，使国家消亡。〔2〕该方法（或理论）的要点刘茂林同志有较全面的归纳， 详见他的《也谈宪法学体系之重构》，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而当其跌到谷底时，又不得不向中轴线爬升。对于前一种趋势，许多学者都作过论证。
学术界现有的作法，一般都是将国家权力仅仅理解为以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为主体行使的权力之总和。许多事实表明，阶段性趋势绕中轴线波动的周期和波动幅度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是密切相关的。[3]本文并不否认，传统是可以通过改革加以改变的，但是，人们不能以自己的期待的东西或想象中的东西代替现实。
它模糊了问题的焦点，把人们的注意力逐渐引向脱离宪法已经提供给我们的解决宪法适用问题的现实途径，把中国宪法适用引向一条入口处装饰华丽但实际上根本走不通的死胡同。笔者倾向于认为，在以上3个案例中，由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和有关基层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那两个案件错误地宣称依照宪法裁判，极可能是案件承办法官不小心造成的结果。遂判决维持被告交警一大队做出的处罚决定书。（2）宪法行政适用也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宪法适用路径，可以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适用的补充。
考虑到这两个案件的承审法院的层级较低，影响不大，所以对它们违宪越权的情况不拟多加评论。但是，该报道的作者在对该案做评价的时候却竭力将这个案件描述为一个宪法司法化的案例。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不同宪法架构下的基本制度要素就像不同品牌和规格的电脑的核心部件一样，它们通常是不能通过简单拆卸相换就能为异己系统兼容的。为了解决好我国宪法适用的路径选择问题，本文必须先利用现有知识体系梳理一下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运用的思维形式。或许，最著名的画蛇添足的事例应该数《案例评析》收集的第26案，即7年前一度炒到所谓宪法司法第一案高度的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案。
在日本，国会立法不作为之所以能够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被讨论，[16]其本身就说明日本最高法院在为国会立法补漏方面，功能并不彰显。第15案即林树朝不服海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海中法行终字第1号判决书也对宪法做了同样性质的运用，它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劳动教养1年决定，意为平息当事人上访，却未考虑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最根本的权利。其二，遵守法律是一切法律关系主体（如国家机关、政党、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等个人）的义务，而适用法律是法律授权的国家专门机关的职责，获得法律授权的国家专门机关之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适用法律。（3）从被援用的宪法条文的内容看，往往只是确立某种推理前提，或满足某项条件，或确认某项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公正裁判做铺垫，而不是被直接用来裁判具体纠纷。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这几年，法律、法学界不少人士十分热衷于以探险精神和猎奇态度，把很多时间、精力用来在数量巨大的案例和浩如烟海的裁判文书中，大海捞针搜寻包含有宪法二字或援引了宪法条文的裁判文书，一旦搜寻出一个这样的案例，就不分青红皂白，作为宪法司法化的例证大加传播和赞扬，哪怕他们所找到的是一些不符合宪法、不符合法律，错误援引宪法的案例或司法文书，也全然不顾。参见李鸿禧：《违宪审查论》，元照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4页。
又如，对第14案即关菲诉天津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隐私权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高知终字第33号判决书在说理部分写道：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然而，由于黄浦区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把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因而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当然，有些人士会认为，搞几次宪法司法化的冲撞式改革，多一些法院跟着做，或许体制就变过来了。（4）遵守宪法时，宪法有关规定对有关宪法关系主体和有关事项的有效性、权威性，往往是无可争议或不证自明的，而适用宪法时情形通常并非如此。6．裁判文书援引了宪法，但援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法院或法官缺乏足够宪法知识或法学学养不足造成的。有些人士为迎合大众趣味、吸引公众眼球而热衷于对其做市场化渲染。君不见，洛阳种子案发生时，无数的法律从业人员义愤填膺地为在此案中有明显过错受到一点处分的办案法官鸣不平，但却几乎无人对维护宪法、法律的地方国家机关表示支持。故本案应当适用特别规定。
应当说，这种追究是必要而合理的，尽管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只是有关法官对宪法问题的认识偏差。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依照我国宪法，无法可依之法如果属于全国人大的专有立法领域（如待制定的侵权行为法），只能由全国人大自己补漏，如果漏洞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范围（包括部分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然也得由该国家权力机关自己补漏，轮不到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民法通则亦规定了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禁止借失实的新闻报道或用侮辱诽谤等方式侵犯公民名誉。
《案例评析》收集的第29案即楚建英诉陈付良一般买卖合同纠纷案属于这种情况。普通法系国家奉行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宪法性判例确认的原则和规则的效力高于制定法，从而法院在适用宪法方面处于较立法机关更为优越的地位。
其实，本文已经评析过的所有那些案例都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现行宪法架构在遏制个别法院、法官逾越职权分际进行冲撞式变革方面，是比较有效的。此案的争议是围绕原告是否有权获得工伤赔偿进行的，不是围绕有无劳动权展开的，因而引用宪法证明原告有劳动权，实际上有关文字都是些离题很远的话，根本没必要出现。一些法律、法学界人士对宪法司法化的渲染是非理性的。（2）依照中国宪法，任何一级法院都无权、也不可能直接根据宪法来裁断公民与公民间法律行为的合法性。
至于法院直接适用宪法，一般都表现为对法律或行政行为进行违宪审查，相对而言，法院从事这方面活动所用的时间、精力也比较少。3．从当代新兴法治国家的情况看，各国宪法适用模式选择的基本趋势是多样化，不存在所有国家都必须无条件追随的所谓主流模式。
难道这还没有回答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吗？或许有学者会说：我说的不是遵守宪法，我是指诸如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能不能由法院拿来作为依据裁判案件的问题。[13]就收集案例的范围而言，这本书收进了最近一些年来被人们认为是宪法司法化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绝大多数案例，很有资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美国学者汤姆·金斯伯格着眼于探讨合宪性审查制的未来趋势，考察了主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所谓第三次民主浪潮中形成了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从那边看起来是很好的东西，拿到这边去很可能完全不能发挥效能，甚至会破坏原有系统，特别是当两者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本身就被公认为处于对立和斗争状况的时候是如此。
至于该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和赔偿等问题，请你院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而根据国家《种子法》的立法精神，种子价格应由市场决定。[10]很少听说哪一个国家在法律之下没有次级的法文件，在我国，次级法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政法规章等许多存在形式。本文第三部分已经证明，为了确认公民某项基本权利的存在，或为了证明公民某项权利的正当性、重要性，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部分有时的确需要援引宪法，但其性质属遵守宪法而非适用宪法，前引《案例评析》一书搜集的第1案、第2案、第3案、第14案、第19案、第23案等案例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对第16案即宁乡县煤炭坝镇水泥厂诉春黄香购销合同纠纷案，宁乡县人民法院（2000）宁经再初字第1号判决书认定，这种不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只能产生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所谓销售合同显然不对价，且违反了宪法和我国的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这句话中的小毛病我们就不说它了，但一个大问题人们不能不问：法院为什么把早已根据宪法公布生效了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撇在一边，直接去援引宪法的有关规定呢？从任何角度看，按任何法治国家认可的标准衡量，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
而且，如果可以循解释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由于该解释将直接涉及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样重大的宪法问题的认定，所以法律解释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不宜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做解释。但如果法院对宪法做适用性援用，其行为性质、宪法后果和效果将完全相反。
这些人士往往把这类案例和相应裁判文书一概做为当然正确的东西和正面的榜样，作为中国宪法发展的一种应然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展示给人们，同时敦促人们接受这些东西，敦促法官仿效案例中的相关做法去审理案件。第22案即山西省闻喜县粮油贸易公司等诉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违法登记发证并附带行政赔偿案，针对此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三亚行终字第20号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上诉人上诉称：……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